在现代中国，哲学界最重大的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文明的土壤中，但又不同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主张哲学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并且把自己的使命规定为用革命的实践改造世界。

　　1978年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受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为解放思想的前导，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本学科的深刻反思，并导致这个学科的巨大变化。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维视角，研究者从经典文本、思想史、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解释学等多重角度进行研究，不同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三大任务：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三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这三项任务在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富有创造性的灵活运用，在回答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使之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都以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丰富和发展。

　　要想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实践需要，完全服务于现实，其理论的超越性又如何体现?它又如何避免具体问题的纠缠，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提问方式和表达方式分析研究重大的实践问题，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和思想?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难以解决由此带来的次一级问题。其次是应提倡不同学术观点正常的批评与争鸣。最后是应重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上述问题由来已久，之所以尚未解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哲学观。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哲学的现实性而否认其超越性，就可能会把哲学仅当作一种工具;相反，片面突出哲学的超越性而抹杀其现实性，就会使哲学变为一种无的放矢的空谈。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在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保持一个适当的度，我们就很难真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概念是舶来品，中国过去虽然有哲学思想，但却没有完整系统的哲学学科。只是到了近代，因为中国传统的文明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陷入一种“失语状态”，我们才不得不在传统文明与现代世界之间进行抉择，不得不接受西方哲学，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系统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在接受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哲学时，不是表现得矛盾彷徨、犹豫不决，就是走向非此即彼、或西或中的两极。对此，我们的前辈们克服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模式，尝试用所把握的西方理性思维去探索、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理路，从而使得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批判和超越了把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式的独断论之后，我们不仅在哲学史观、哲学通史方面获得长足进步，而且在断代史研究、学派和人物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丰硕成就。

　　在儒学方面，先秦哲学、两汉哲学、宋明理学和近现代新儒家哲学等，都出现了专门研究的论著，这些研究集中在中国哲学发展的某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认识。道学研究最重要成果是《中华道藏》的整理编纂工作的完成和《中华道教大辞典》的编纂出版，内丹学也由过去的江湖文化变为学术文化。在佛教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

　　目前，中国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外来哲学亦即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二是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建构如何相统一的问题。

　　关于前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首先把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个部分，同时承认，中国哲学史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识发展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其次中国的哲学思想是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哲学思想的交往和联系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思想既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人类文化共有的普遍性。

　　关于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不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都包含着各种哲学思想，以及代表这些思想的不同流派、体系和人物。我们现在研究哲学史，不只是要对哲学史进行梳理和辨析，更重要的是去认识和把握哲学史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去继承、发展和创新，进而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学说。哲学史研究不只是一个以史论史的考证和释义工作，它还必须由此上升到史论结合、综合创新的阶段。再进一步说，哲学史研究是我们进行哲学理论创新和建构的基础，而哲学理论的建构则是哲学史研究的方向和目的，两者不可分离。

　　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决不能满足单纯的史料考证和梳理，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建构。这里的难点不仅有前述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如何相互交融的问题，还有传统文明与现实社会如何相结合的问题。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以厚古“不薄今”的态度面对现实世界，用创造性的研究推动中国哲学的不断前进，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哲学家的使命。

　　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西方哲学研究者既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判断、逻辑分析、本质还原等方法，也继承中国文化中原有的形象思维、义理结合等传统，力图开创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新理路、新方法，创造出中国特有的西方哲学研究新形态。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迅速得到了恢复和拓展，不仅接续了此前一百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的积累，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移译为中文，另有一些重要哲学家著作的全集或选集正在翻译中，或者已经列入翻译出版计划。

　　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同时，研究者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都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希腊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以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开始撰写能够通观全部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且能涵盖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人物、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的西方哲学通史。

　　总的来说，中国学者近30年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首先，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担当着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任务；其次，从研究的广度看，不再像以前那样多集中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是关涉西方哲学的各个方面；最后，从研究的效应看，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对中国哲学的阐释与理解。

　　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必须对西方哲学研究现状保持清醒头脑。目前这个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脱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缺少以中国学者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西方哲学的理论自觉，不顾中国社会现实，以西方的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学术，鲜有自己的创造和建树，在丧失了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使西学在中国丧失活力；二是不把西学研究看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当作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三是学风浮躁，一些学者乐于标新立异，刻意炒作一些学派和人物，煞费苦心地去构造概念新词，将个人的一得之见予以泛化，以偏概全；四是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出现这种情况与当下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有关，学风不正，学术质量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

　　解决西方哲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重要的是研究者应当具备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确实把西学看作一项艰苦的劳动和“创造性的理论转变”，主动把西学研究与中国的文化、国情、现实结合起来，把中国视野和世界眼光有机地统一起来，要从“照着讲”进入“接着讲”，继而进入“自己讲”的自主创新的境界，从中寻求解决世界性问题和世界化了的中国问题的普遍原则，最终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思想理论资源。

　　今天，我们从反思中国哲学现状和问题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30年前的大讨论是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实践”为讨论的切入点的；今天，哲学要再现昔日的辉煌，依然必须以“实践”为切入点。当代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发展机遇在于正确认识并解答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为当今中国人提供正确的理性思维、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发挥其指导、规范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实践功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哲学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由此，哲学应当实现这样几个转变：第一，将“体系意识”改变为“问题意识”，实现哲学范式的转变；第二，从“本土视域”转变为“世界视域”，扩展我们的哲学视野；第三，从中西马哲学的分立转变为三个学科的“视域融合”，逐步确立“大哲学”的观念。

　　实现这三个转变，是中国哲学界的学科自觉和理论勇气，也是中国哲学界共同的历史重任。只要我们努力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用我们的创造性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要我们努力改善我们的表达方式，用真正的汉话说哲学道理，让它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契合；只要我们努力使哲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发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能以中国人的智慧，在世界哲学史上写出中国哲学的新篇章。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马云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