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为什么霸王条款不断变换形式，难以根除？

　　刘俊海：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为什么在商家面前，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我认为消费者弱势地位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信息占有不对称、经济实力不对等、争讼成本外部化转嫁能力有落差、集体维权成本高等。

　　即使法律作出了偏向保护消费者的规定，但消费者遇到纠纷时并不一定愿意起诉到法院，即使是提起了诉讼，有些消费者也无力或不愿请律师，而商家却可以聘请专业律师，还有办法将律师费等诉讼费用税前列支，计入公司经营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和全社会。

　　《21世纪》：有些商家确实利用了消费者维权时不敢打官司、不值得打官司的心理，对此，有哪些救济手段？

　　刘俊海：消费者在单独维权时，容易陷入“为追回一只鸡，必须杀掉一头牛”的窘境。而消费者集体维权的成本现在还比较高，在受害者人数众多或不特定的大规模侵权案件中，消费者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愿意挺身而出、担当道义、热心维权的消费者不多。

　　消保法第47条将公益诉讼制度引入消费领域，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但几年来，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并不多，这与消费者协会的财力人力限制和取证难有关。应该完善公益诉讼的配套制度，激活以检察院和消费者组织为原告的消费公益诉讼，早日让公益诉讼制度落地生根。

　　《21世纪》：对于霸王条款，消费者与商家相比具有天然的弱势，应该如何加强外部监管力度？

　　刘俊海：经过多年的消费者维权斗争，一些企业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某些行业协会公然把不公平格式条款写入行规行约。监管部门在实践中也很少纠正霸王条款。

　　鉴于此，我建议各监管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对格式合同的纠偏机制，积极探索公众听证试点，积极发挥行政指导职责，敦促格式合同提供方见贤思齐。为根除行业协会姑息纵容会员企业见利忘义的短视现象，要规定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规则限制消费者权利和义务的，也必须召开听证会，认真听取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代表的意见。仲裁机构与法院要及时确认霸王条款无效，公众与媒体也有权监督霸王合同。

　　我们过去长期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对抗霸王条款，但效果不彰，主要原因是没有同步激活反垄断机制，没有真正找到并摘除垄断企业的“病灶”。

　　目前，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已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超级互联网大平台纳入规制范围，并强调在认定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要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现象，互联网垄断企业为排挤中小竞争者、损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二选一”潜规则将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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