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多言，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的管理和改革密切相连，其带来的惨痛教训激励人们思考政府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预防另一场灾难。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内在弱点和现行监管体制的严重缺陷，虽然现在金融系统在政府大规模的干预下已经恢复了信心，但是为了保持这种信心和防止再次发生危机，我们仍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

毋庸多言，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的管理和改革密切相连，其带来的惨痛教训激励人们思考政府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预防另一场灾难。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内在弱点和现行监管体制的严重缺陷，虽然现在金融系统在政府大规模的干预下已经恢复了信心，但是为了保持这种信心和防止再次发生危机，我们仍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

什么样的改革才最有意义？发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弱点和畸变，并提出务实的解决方案，最为紧要。这里，我们强调“基本”这个词。金融系统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关键性的，许多仅仅是深层次问题的表面反映。

“基本”并非总是“简单”的代名词，衍生工具、资本金要求等问题相当深奥。困难是事实，但是要揭开事情的内幕，我们就必须弄懂这些晦涩的概念。《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一书对一些必须要认清的核心和复杂问题进行了真实和清晰的论述，本文节选了书中对于薪酬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供读者参考。

每当华尔街的薪酬问题被提出时，对银行家们本能的恼怒常常会阻止人们更认真地思考潜在的本质问题。但义愤填膺时，退后一步从而做出理性的抉择才是最明智的。

首先，与传统观念不同，我们认为薪酬涉及的最大问题不是金额，而是报酬的架构和交付方式。很多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企业环境都容易遇到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不是由股东（委托人），而是由经理（代理人）来经营的，双方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股东想要实现长期回报的最大化，经理却想要实现其短期收入、奖金和其他形式补贴的最大化。

如果股东可以对经理进行有效监督，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但这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很困难，而对于此次危机的中心——金融机构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呢？简而言之，交易商和银行家们比他们要汇报的对象——股东知道更多的事情。所有的交易商都有自己的盈亏预算，也有一套自己的在市场上赚钱的策略。外部股东或董事会很难知道这些“小细胞”中的哪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困境被公司治理界称作“信息不对称问题”。

下面，再加进一个被称为“双重代理冲突”的问题。许多金融公司的股东（委托人），自己也被困在委托代理问题中。他们在一个大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那里拥有股份，这些基金管理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正如很难监管交易商的行为一样，他们也很难有效监管这些基金管理人。更糟糕的是，这些机构投资者并不是最终管理者，而是常常出现在公司董事会上的人。

如果这可以被视为一面镜子，那就离发现真理不远了。整个金融体系充斥并保持着这样的问题，一方委派了另一方，而另一方又去委派另外的一方，结果就是，由于没有受到来自股东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监督，交易商和银行家们有充分的动力去做最大化他们短期利润和奖金的疯狂事情，比如创造一批有问题的债务抵押证券，并将它们附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当银行出现危机时，交易商和银行家们已经将钱花在名车和汉普顿的假期中了。

在理想化的世界里，股东和他们的代理人应该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创建一个“激励相容”的薪酬机制，以阻止交易商从事过多的杠杆和风险活动。从理论上讲，这个制度应符合股东的利益，并使每个人都为银行的长远利益而努力。一种方法是，公司用限售股向那些为公司工作的交易商们支付报酬。这样，每个人都会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

如果事情仅是这样就简单了。事实上，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员工持有30%以上的公司股份，但这两个公司都采取了自我毁灭式的交易策略，最终导致破产。这就暴露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可能——问题会超出一群不道德的交易商损害股东利益的范围。事实上，它指向一个严峻的现实：有时候破坏性后果的发生是来源于股东和交易商利益的一致。

有些时候，股东更愿意看到交易商从事杠杆和风险活动。因为实际上他们在游戏中并没有付出多少成本 。交易商经营的大部分资金是借来的，资金是属于其他人。如果交易商在轮盘赌中赢了，股东也就赢了。如果交易商输了，负担就落在借钱给银行的人身上。如果以此次危机为例的话，那就是政府承担了这些损失，股东遭受的只是小小的打击。

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这个思路都是正确的。在繁荣时期，为保持对养老基金、捐赠基金管理人和其他投资者的忠诚，银行有实现高投资回报的压力。即使经理和股东都认为采取的交易策略有风险，但他们也清楚如果不采取这些策略，投资者就会转向其他银行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当形势恶化的时候，交易商和股东并不一定要从风险中撤退出来。相反，他们可能会助推这艘巨轮下沉，且很有信心地豪赌下沉的巨轮会翻过来。在银行界，这被称为“赎回博弈”。这种做法有时会获得成功，但它无助于增加风险意识。如果问题爆发，政府会赶来救援，这种行为还会被进一步助推。这种思路虽然偶尔在此次危机中也经受了一些考验，但仍然一次次被成功实施了。

从这一点上看，如果读者想把整个金融系统付之一炬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如果金融公司的股东是有道德的，并且真正想着公司的长远利益，那他们也缺乏监控交易商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是不道德的，就不会做任何阻止交易商的事，何况避免委托代理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无论哪种情况，金融机构都很容易放纵自己的行为，这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十分有害。

那么该怎么办呢？显然，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处理这种混乱，使用一些非常基本和常识性的方法还是可以解决核心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薪酬机制。

首先，当金融机构的员工获得以限售股方式支付的报酬时，他们应该被限制必须持有比当前惯例更长的时间。

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但却只迈出了一小步，更待解决的大问题是华尔街的奖金文化。当华尔街职员的冒险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时，他们会获得报酬；但当他们损失了公司的资金时，却不会受到惩罚。这个制度很少考虑长期结果，而是鼓励了那些短期内会获得巨大的高风险回报的投机行为。

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是，建立一个基于长期收益水平而非短期回报的奖金池。对员工实行奖励，并不是因为他们某项精明的策略成功了，而是看他们数年的平均表现。拉古拉姆·拉詹还提出了另一种奖金池方案。在他的方案中，交易商会因为他们所创造的高额回报获得报酬，但奖金会被代管数年。如果交易商在以后的几年带来了损失，那么损失将会从现有的奖金账户中扣除。在这种奖惩机制下，奖金可以根据交易商长期业绩的上下波动，被扣回或取消。奖金被代管的时间越长，交易商越有可能认真考虑以长期收入为代价所承担的风险。

如果是在个人层次上实施这种制度，效果会是最佳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制度中的奖金数额往往是在机构层面上计算出来的。当高风险行为获得成功时，每个人都能分享收益。交易商和银行家们并不直接承受其错误决定的后果，而基本是由整个奖金池来承担。但是，集体扣回，即全面收回奖金却可能让全部交易席位都蒙上了谨慎的影子。

还有一种更残忍地解决薪酬问题的方法，即不是用钱或股票向交易商和银行家们支付报酬，而是用那些他们自己在实验室中设计的非常复杂的证券作支付。换句话说，交易商和银行家将得到形式非常特殊的奖金，比如他们一手制造的债务抵押证券。如果交易商设计不良证券，他们也要承担同样的后果。

实际上，从以上这些建议中，我们还能得到另一些形式的报酬方案。举个例子来说，与其将那些高风险行为的后果追加到员工身上，还不如一开始就澄清，银行家和交易商们的奖金会以他们自己发起的证券作支付。而更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对这些证券奖金实行几年的代管，预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确定它们是否是不良资产。最后，禁止员工对这些未来的奖金套期保值以规避潜在的损失。

最终，无论薪酬机制实行怎样的改革，都应该全面实施。因为如果一家大金融公司实行了某种形式的奖惩制度，而其他公司没有这样做，那么比较保守的公司的员工就会涌向大胆的公司，以得到更多的报酬。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参与。政府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政府，进一步地说是纳税人成功地救助并支撑了整个金融体系，有切实的利益驱动去保证这类故事不再重演。此外，考虑到委托代理问题的错综复杂，不可能指望股东改革薪酬机制，但是政府可以按照上面所说的方法进行全面改革。

让我们来明确一点：我们并不是建议政府设定薪酬上限，尽管政府在权利范围内这样做一定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尤其是当银行仍依赖政府的支持才能生存时，就更是如此。我们的建议是采取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即全面和彻底地改革薪酬机制，以减少冒险行为，从而进一步降低全球金融体系发生另一次系统性崩溃的可能性。

近些年来，随着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资本约束的解除和金融全球化，金融服务业及其薪酬都经历了非理性的快速增长。这个庞大且发展迅速的金融体系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任何“增值”。当许多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私人股权基金以及其他资产管理者声称，他们可以为投资者提供高于市场正常回报率的收益。这些野心勃勃的资产管理者总是能够获得较高的回报，但是投资者却得不到，因为管理者们以据称是一流的服务为由，收取了高额的费用。

金融系统中的各类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从投资者那里分得利益。以证券化为例，抵押贷款经纪人、发起银行、评估师、交易商、债券发行商、评级机构等每一个环节都会为他们的服务收取高额费用，并向下一个环节转移信贷风险。少数几家投资银行寡头利用操作的不透明性从轻信的投资者那里取得的利润，大部分都落入这些公司员工的口袋，而不是分给公司股东。

金融业的病态式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由于大量优秀人才流向华尔街，创新与创造力已经远离制造业和其他传统工业。原本十分受人尊敬的、专业的银行业开始令人讨厌。改革今天扭曲的薪酬体制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步，它将使银行业再次令人生厌。（完）

译：巴曙松；李胜利；吕婕等

来源：本文节选自努里埃尔鲁比尼、斯蒂芬米姆所著的《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中文版已由万卷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